师者｜戴镏龄：忆梁宗岱先生

忆梁宗岱先生

文｜戴镏龄

“他以一颗纯洁的童心

面对各种挑战。”

梁宗岱(1903-1983)

 《随笔》约我写回忆梁宗岱先生的文章。这篇东西是我早欠下的债，几年来常为此感到歉然，今夏才有机会执笔勉力清偿它。

本来梁夫人还托我找几位梁先生的生前老友写些回忆。这个任务我却未能完成。其中一个困难是，他们对于梁先生后期生活，都不甚了了。再则他们几乎尽是80岁以上的老人，精力不济，都不大写这类文章了。甚至个别老人，如朱光潜先生，对梁先生的死方歔欷不已，对我谈起和他在欧洲结交以及北京大学同事期间共住旧名慈慧殿三号寓所的情况，谁知曾几何时，朱先生就一病不起了。

其中一位较年轻的，目前才刚近80岁，即卞之琳先生，以前常向我打听过梁先生情况，可是近来信中却首先说自己健康如何急剧下降，写文章对于他怕是苦差事，这是可以想像的。

有的朋友虽年事已高，一时写不出什么回忆，却留心关于梁先生的文章，如罗念生先生，他特别拿一份他保存的《新文学史资料》给我看，上面有对梁先生一生活动相当详尽的报道。我特别要提到，梁先生去世不久，以前他在中山大学教过的卢祖品同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近似悼词的小品，堪称情文并茂，充分表达了于今不可多得的师生之间的珍贵风谊。

梁夫人以前常埋怨，“文革”期间的学生对梁先生拳打脚踢，横加伤害。梁先生品学如何，是非终久自分明。那班疯狂少年，现在已进入中年了，应该懂得事了，他们读卢祖品君的文章后，能不感到内疚？

梁宗岱在塞纳河上

梁先生抗战中从北方转到四川，再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诗人绿原告诉我，他是当时梁先生的门下。后来，梁先生在广西漂泊一个很长的时期，交通至不便，他的情况鲜为远道人士知悉。以至50年代初期，在部分关心他的朋友中传说他遭到飞灾横祸不幸身亡了。这个“海外东坡”之谣来自香港，据说当地还举办了梁先生的追悼会。

飞灾横祸是真，但正当他危在旦夕的时刻，他竟意外得救，无异死里逃生。原来他被诬入狱，地方官吏扬言定期召开宣判他的群众大会，这分明是想借刀杀人。至于何以开不成会，而他终于获释，并且平反昭雪，其中颇有传奇的成分，我不在此赘述。只须指出，他急中生智，不期然而然地仿效孙中山在伦敦清使馆暗中投书康德黎的办法，从监狱中秘密急信北京的一位朋友，终于北京有关领导立即发出救了他一命的电报。

经过这一段较长的折磨，梁宗岱在那个县份过着颇为韬晦的生活，专心致志于他的草药疗效的应用推广。还是上面提到的罗念生先生，在成天伏案搞古希腊文学的繁忙工作中，写信提醒我，要我把梁先生请到广州。这是 1956 年夏天他到广州中山大学法语专业执教的来由。

他教学认真负责，并且表示要继续从事写译，特别译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已译就第一部），以及法国文豪蒙田的随笔等。至于他的业余活动，草药研究仍然占用部分时间。他忙里偷闲，常听西洋古典音乐，他珍藏着大量这类唱片。关心他的朋友无不希望他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他自己也满腔热忱，满怀信心。

《梁宗岱译集》

作者: [法] 罗曼·罗兰 / [法] 蒙田 / 

[英] 威廉·莎士比亚 / [奥地利]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译者: 梁宗岱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8-25

他到后不久，他的岭南老同学叶芳哲先生对我说，“梁先生胆极大。”可能有感于他的直言无畏而发。20年代沉钟社社员陈翔鹤先生（50 年代中叶主编《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南来，和梁先生喝了几杯后，对他说；“你就像一个小孩子。”意思是说，天真达到幼稚的程度。两个人对他的看法是无意中说出的，都很恰当。梁宗岱的可敬可爱在此；他遭咒骂，遭攻击，也在此。每逢运动，不免首当其冲。

他初来广州，一切平静，可是次年就有反右的大风暴，因他是新到的人，大家对他不熟悉，未听到他有异样的言论，所以未“揪”到他。从1958年起，一连串运动，诸如教育大革命，反右倾，文艺整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许多知识分子不断受批判、斗争。以梁先生的为人，我们不难推想他是怎样一个被猛烈冲击和打倒的对象。

他以一颗纯洁的童心面对各种挑战，对发伪誓和做假检讨深恶痛绝，坚持说老实话。横逆之来，暴力之加，他无所畏惧，宁折毋屈。以下几件事很有代表性。

1966年秋季，学生到他家张贴攻击他的大字报，他当面批评他们夸大事实、捏造罪名；后来他又去到他们的宿舍，指出他们所作所为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学生在斗争他的大会上殴打他，他大声抗议。

学生挥拳击他的臂部，他用劝诫的语气说：“我胳膊上的肌肉有弹性，我不痛，打重了，你会痛。”

在强迫劳动的场地上，他当众说，“江青不是好人；昨夜听到香港广播，我相信内容有事实根据，不冤枉她。”（那也是1966年秋天的事，一个日本作家早先送给他的半导体还不曾抄走。）

1968年在粤北干校管制劳动中，他被罚令游乡，农民在一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牛鬼蛇神。”这些当然是少数运动“积极”分子炮制的恶作剧之一，他们闲得无聊，惯用侮辱“牛鬼蛇神”的话招寻开心。事后，梁先生悄悄对我说：“叫农民骂刘少奇，没良心，经济困难时期，是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救活农民的呀！”

老天爷，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什么世界，他还如往常一样直率，身可辱而志不可夺，太值得敬爱了！

当斗争他的人用恶毒的语言贬低他，他必显示一个正直无畏的人的尊严，不妄自菲薄。众口大声汹汹：“他自以为了不起，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则引苏东坡赞欧阳修的话以自解：“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那群在场赳赳武夫般的斗士，局限于低文化水平，虽经解释，仍无法了解这句话的真意，更加使劲地猛打，而梁先生却以为这是晓以大义。

说实在话，梁先生并非总是自以为了不起。他在广州寓所张挂了沈尹默先生写给他的条幅，爱不忍去。他常对我说，条幅上字固然写得好，而诗更说出他心上的话，值得玩味，那八句诗记得是：

少读涪翁诗，每作下士笑；

老学差有味，犹愧未闻道。

寥寥千载后，斯人惜怀抱，

深泓不可测，悲真知语妙。

这证明他是随年龄增长和阅历加深而不断虚心求益的人。他对中外名作家、名艺术家，都是抱这样的研究欣赏态度。他做学问不自以为是，做人亦然。他有平生敬畏的师友，对于后辈一艺之名、一技之长，往往赞不绝口。毋庸讳言，他评文论人，常坚持高标准；也严格要求自己，耻作第二流的人。而他又从不隐瞒这些观点，此所以易于招致误会。

他平生追求欧洲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一种美好理想，人的全面发展，健全的智力寓于健全的体力。关于他体力过人，有许多故事。80年代北大温源宁教授在一篇描写他的英文小品里，说他行路像汽车一般飞驰。

初到重庆复旦大学时，他应邀参加重要校务会议，却于会议前临时到几十里外的村子去了。大家以为他无论如何赶不上与会了。他不但于会议开始前回到学校，并且背着一头奶羊，是村上农民卖给他的。他的神速和膂力立刻成了奇谈，而他则认为这太寻常了，在他算不了什么。

在广西时，他只身翻山越岭采集药草，每次披荆斩棘，和毒蛇猛兽搏斗，总是化险为夷，满载而归。据他说，他当时有“活神农”之誉。来广州后，他虽已年事较高，清晨仍经常苦练武功，劳动中勇挑重担，一般中青年人很难比上他的气力。我国书生向来以文弱著称的多，极少人有他这样的体魄。他自信可以活到百岁以上，照常工作。可惜“文革”中他遭到非法毒打，黑夜中大棒巨石向他全身袭击，头部胸部腰部重伤，第二天他浑身上下长布条裹扎，乍看就像一具木乃伊。

晚年梁宗岱常穿短袖开领汗衫、短裤

他一向冬夏穿短裤和短袖单衫，因此尽管到处裹扎，仍能看出有明显浸透的血痕。他不顾重伤在身，毅然一清晨到指定的地点参加集中的强迫劳动，以表示卑鄙的行凶不能摧残他。当然，这更不能摧残他的意志。至于身体，那就是另一回事，这次他的内部要害受到重伤。他自制的药剂能奏效于一时，却治不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为无法无天的残酷行径感到伤心，消息传来，多少清白无辜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已经因迫害而冤死啊。

精神的折磨，加速了他晚年病情的恶化。蒙田的散文，他已经无法完成选译的计划。我屡次问起《浮士德》第二部的翻译，这是他关心的一件事。他表示无论如何要把它译好。他见过《浮士德》的好些英、法文译本以及汉语的魏以新译本，可是他感到不同程度的难以满意。

他译诗全神贯注，往往灵机触发，别有妙悟，不徒在字面上做考证功夫，至于专事辞藻的润色，音律的讲究，他虽认为不可少，但他所更用心的是表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因此在他人认为结构上颇为简单的诗行，他有时觉得含蓄幽微，寄意深远，在汉译中不可草率处理。

梁宗岱手抄水仙辞的译稿

他晚年对《浮士德》的德语尤其认真推敲，几乎忘记一切，可惜他身体既受到严重创伤，这工作对于他成了负担。前不久他的夫人把出版了的《浮士德》寄给我，我发现那乃是他译的原书第一部，似说明第二部他未曾译完。如果事实确是这样，太可惜了，梁先生亦必引为遗恨。

当“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年头，他发出“宠非己荣，涅岂吾缁”的浩叹。他借用陶渊明《自祭文》中的两句话，发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于不合理的世道所保持的冷漠和鄙视。“四人帮”垮台，他心情越来越好，然而身体越来越差，想奋发工作，而力不从心。

梁宗岱先生在病榻弥留前一两天，已经消瘦不堪，元气耗尽，他不作呻吟，而是发出雷鸣般的巨吼，震动整座楼房。这位才人临死依然豪迈粗犷异常。

他不怕死，但在死前竟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不得不用连续的巨吼代替天鹅绝命的长鸣，以发泄他的无限悲愤。然而他可以告慰的是，他还是留下一笔遗产，他的诗词、评论，中国名著法译、外国名著汉译，将长久沾溉后之读者，为文苑生色增光。 

（1988年夏，原载《随笔》1988年第6期）

梁宗岱游览意大利佛罗伦萨山区（1931）

照片寄赠诗人瓦莱里

刘志侠发现于法国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2003）